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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從千禧年左右開始，香港繼英語社會如英國、美國和澳洲等之後，出現對性別差異的關注，而其中又涉及對女性學業成就冒起、男性失利等的恐慌。對我們性別研究者來說，大眾關注性別議題本來是好事，可惜，坊間出現的「男女大不同」和「女生超越男生」等說法卻是令人擔憂的。首先，這些多數是沒有實證基礎的、「想當然」的意見，但因為它們往往與社會主流的性別定見吻合，所以就會進一步鞏固既有的性別二元觀，使人誤以為兩性在性向、能力等方面處於兩極的位置，而且認定兩者之間的差距是天生的、是必然如此的。這種流行的二元觀和「天生論」，一方面扭曲現實—因為事實上人與人之間的差異不能簡單地歸因於性別，而且更重要的，是性別二元觀和天生論大大窒礙個人的發展，因為無論性格、志趣，以至職業、社會位置等，如果被一個簡單的二元框架規範的話，個人往往要作出很大的犧牲，甚至要承受很大的痛苦。

　　本書兩位編者多年來致力於性別研究，同時亦擔負起學院的師訓課程設計和教學。目睹社會對性別議題的關注增加，而學界在這方面卻反應不足，其中影響下一代尤其深遠的師訓課程，至今還沒有引入性別向度，於是在2009年12月19日，召集了一個小型的「性別與教育」寫作研討會，邀請香港為數不多、對性別和教育課題曾作過實證研究的朋友參加，發表他們的研究成果，最終目的，是出版一部有關性別與教育的書。兩年多以來，大家討論、閱稿和修改，來回往復，結果竟成就了兩個文集—本書和另一本名為《性別顯微鏡—教育與個人成長》的文集。兩本書的特色，在於文章都基於實證研究，而且具有清晰的理論框架，讓讀者能從一個非一般的、非想當然的角度去了解性別如何形塑教育過程和內容，又如何反過來在教育過程中被形塑和轉化。性別是如此切身，但我們卻不習慣（或甚至抗拒）客觀地剖析它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因此，本書提供一個嶄新的性別視角，希望讀者能以此來從新檢視教育這個重要的社會生活範疇。

　　本書概略

　　全書可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課堂與教學，共有四篇文章。教科書對學生性別角色的培育影響深遠，李鳳的歷史研究，嘗試剖析過去20年間，香港中學英文教科書在性別描述和中性語言運用方面有否出現改變。隨女性地位的提升和政府提倡男女平等的努力，作者發現英語課本出現了某些改變，例如在現今課本中，女性出現的頻率較高、中性代名詞和女性被稱呼為Ms的情況也有增加。然而現今的教科書仍有性別定型的情況，例如女性仍多以家庭身份（而非個人身份）出現、較常被形容為弱者，或地位仍然低於男性。但作者也提醒我們，即使課文本身有性別偏差，老師如何處理課文內容對學生的影響可能更為重大。

　　家政課程的演變也值得注視。黎楊惠玲指出家政課程向來被視為「女性科目」，旨在預備女生成為未來賢妻良母。但近年家政課程已革新，而教育局亦於2001年向學校發出指引，要求男女校和女校的學生都有機會修讀家政；這些改變令家政科可以成為提升學生性別意識的平台。然而，作者亦指出要成功透過這學科推行性別平等教育，除了老師的性別意識和教學策略要改變外，如何令這學科不被邊緣化也很重要。

　　「兩性的學習差異」一向是教育工作者關心的議題，本書兩位作者羅浩源和呂惠珊分別以數學和英文學習為例嘗試拆解有關的迷思。羅浩源指出，綜合不同的研究和討論，學者並未能通過科學實證，來確立兩性的數學能力與先天或生理因素有關。隨女生數學成績的顯著進步，近年較多學者關心為何女生「有好成績但仍有壞的感覺」？為何她們一早就放棄進修數學的機會？為何女生的課堂參與度仍然較低，而較多女生仍會選擇用沉默或迴避等方法來隱藏自己的思想或令自己在群體的討論中消音？根據羅浩源的分析，女生這些表現，並不是源於兩性的學習能力差異，而是涉及社會文化如何將數學這學科建構成抽象、客觀的真理，從而鼓勵教師與學生都傾向以抽離的運算技巧和語言進行學習。我們只把注意力放在女生和部分男生的能力和資質上，從來沒有注意到數學學科這種抽象、單向和單一的課堂傳意模式，會令不少女生(和部分男生)消音，無形中剝奪了她們的學習機會，也使數學學科內容和教法出現偏差。

　　呂惠珊也以第一組別（Band One）學生的學習體驗為基礎，分析他們如何賦予數學和英文科不同的價值和意義，從而付出不同程度的努力。縱使英文成績在香港的教育制度和勞動市場佔有重要的地位，但學生卻只重視其功利價值，並認為它的學術地位較數學科低。呂惠珊透過與學生訪談，發現這種偏見源自前者的課程設計較重情感表達、主題學習、文化滲透，而後者則有極其規範化的課程結構和「一板一眼」的學習程序。有趣的是，這種學生心目中的「知識階梯」將數學陽剛化為理性、客觀的科學，而將英文陰柔化為主觀、非理性的知識。與此同時，學生亦會將數學和英文科的好成績，分別歸因為「有智能」和「非智能」的表現，並視數學「叻」的同學為「真正學習者」。正因為英文科被賦予「次等」、「陰柔」和「非智能的學習」等意義，學生一般都不願意付出太多，而男生的投入感則更低。因此，呂惠珊指出，要改善英文科的學習，並不是增加趣味、男性教師或男生導向的教學法，而是重塑學科的形象；更重要的，是擴闊我們對知識的想像。

　　本書第二部分關乎教育工作者的性別意識，也有四篇文章。如導讀所述，香港性別與教育討論大多是有關男女學習差異的量化研究。雖然有關學生性別身份的研究已開始出現，但有關教育工作者自身的性別身份、性別意識、教學策略，如何形塑和推動學校性別文化和影響學生的討論仍然不多。第二部分輯錄的數篇文章，正好填補這方面的欠缺。

　　龍精亮、陸方鈺儀和王秉豪的華人男教師的研究補充了本土有關男教師性別研究的嚴重不足。龍、陸和王的研究顯示，香港男教師似乎仍有很強的傳統中國文化下的男性特質，他們仍會強調「養妻活兒」、「照顧家庭」、「追求卓越」、「作領導者」及「堅強」等的家庭角色和特性。男教師性別身份的建立，除了受傳統中國對男性要求所影響外，也受武俠小說、自身家庭經驗，尤其是父親的正面和負面例子影響。而成長時，學校文化、老師的期望和榜樣也是重要影響之一。

　　陳潔華的文章則透過審視男校長的詮釋框架和事策略，突顯他們潛藏的性別意識，並揭示他們如何不經意地忽略、強化、或合理化性別不平等。例如當男校長評論自己的職位晉升經歷時，大多會否定性別的重要性、強調個人努力和對工作的承擔。當談論男女教師的工作能力時，則會強調男女老師的不同，甚至女老師「細緻」的優點。當討論男女校長的領導風格，又會指出各有長短。然而，當我們細心剖析那些看似沒有性別、或「男女有別」的論述時，不難發現男校長似乎以為只有女性才有性別、或否認性別這因素對工作有任何影響。再者，所謂「男女有別」，往往強化了性別定型、男強女弱的看法。校長既是招聘員工、分配工作，以及制定和執行學校政策的重要決策者，他們的性別觀念對老師和學生影響深遠，我們必須予以注視。

　　鄭佩群的文章嘗試分析「模範教師」論述的限制和束縛，揭示老師的性別意識如何影響學生的性別身份建構。當教授性教育的教師強調「身教」較言教重要的同時，他們亦要對自身的道德思想、言行舉止和身體不斷進行規訓，但過程中卻出現不少矛盾和抉擇。例如哪個範疇的「私生活」可以成為教材；怎樣的身體呈現才算專業、有教育意義而又符合性別期望；怎樣的男（教師）及女（學生）的身體界線和觸碰才是安全又不失關愛等等。所以，受訪的教師亦往往會透過「身教」，不經意地向學生傳遞了異性戀中心主義和性別刻板印象等訊息。

　　但是有性別意識的老師的情況也不一定容易。作為性別研究和酷兒認同學者的金曄路和鄧芝珊，以她們在香港、中國和台灣的教學經驗，分享她們在政治、教學和身體等方面的定位、反思和困難。縱然女性主義教育者強調研究和體現性知識的連結、教學與個人實踐的互動，但是金和鄧的經驗卻顯示教學策略的選用，例如會否自我界定為某種政治認同或身份，或會否分享「個人」經驗，除了要考慮不同文化對某些身份的解讀、「現身」策略的目的和對學生影響，也要平衡(酷兒)教師作為隱私個體的整全性和對其學術事業的發展。她們的分析清楚指出，要實踐「逾越教育學」，我們需要打破院校中根深柢固的父權意識和異性戀中心主義，挑戰教育產業化對非主流學科—性別研究和酷兒學者—的邊緣化，並要正視現有的學科體制有否窒礙有志修讀性與性別研究的學生。

　　第三部分則是較宏觀的討論，有三篇文章，內容涉及師訓課程、學院政策和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的社會脈絡與前景。縱然教育工作者的性別意識會直接影響學生的性別身份和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的效益，但是現時香港的師訓機構並沒有重視這方面的培訓。姚偉梅、黎楊惠玲、陳潔華和林藹陽的文章指出，雖然香港教育學院是主要的師訓機構，但它的培訓課程，只有極少數單元—約十個百分比—是有助提升性別意識的。更甚者，這些單元只是選修性質。如此不重視性別教育的師訓課程，只會深化教育工作者的性別成見。

　　要推動性別平等教育，除了教育工作者要具備性別意識外，如何將校園締造成為一個安全、正面及友善的工作或學習環境也是非常重要。然而「校園性騷擾」這議題往往被忽略或隱瞞，也甚少學校會制定相關的政策保障師生和員工。莊耀洸設計了一張檢視清單，詳細審核香港八所政府資助院校的性騷擾政策，特別是政策的制定、政策內容、投訴程序及政策執行等四方面。他除了指出各大專院校仍需要改善其性騷擾政策外，也清楚顯示要有效推動和執行政策，領導者必須有決心，並要投放充足的資源。

　　最後，蔡寶瓊為我們回顧香港性別平等教育推行狀況、它的政治社會脈絡和發展前景。其文章清楚指出香港性別平等的改進，實有賴婦運團體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努力，特別是成功促使政府成立平等機會委員會和婦女事務委員會這兩個成果。前者的成立，除了推動社會討論性別平等的議題外，也修正了教科書、學制、派位機制中的性別定型和不平等。然而蔡寶瓊亦對推行香港性別平等教育的前景未敢樂觀。一方面是過去十多年政府以威權式的方法，推行市場導向的教育改革和愛國主義教育，嚴重削弱了人權和公義的推廣。另一方面，近年香港的宗教右派的急促冒升，亦似乎不利於學校對非主流的性別氣質的接納。再者，香港所有的師訓機構，仍然未有系統地培訓教育工作者，使之具備性別平等意識。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的前景，雖不至於黯淡，但仍然是長路漫漫。

　　性別研究從一開始就關注平等，因此在歷史上，性別與教育的研究始於兩性是否平等地參與教育過程。不過，時至今天，性別平等教育已遠遠超越了這個議題而變得更豐富、更多面向。鑑於性別與教育研究在香港仍然處於一個起步的階段，本書一開始加入了一篇「導讀」，精簡而詳盡地介紹有關性別平等教育論述的發展，以及本土在這方面的研究。讀者如果有興趣了解海外及本地在這個範疇中的思考路向的話，不妨先閱讀「導讀」。當然，也可以直接閱讀其他不同研究課題的文章。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雖說是長路漫漫，我們能踏出第一步，一方面很高興，但另一方面也戰戰兢兢。希望後來者眾，使我們旅途中不至於太寂寞！

　　我們能踏出這第一步，要感激下列曾出手相助的幾位人士：早期為我們安排寫作研討會、使作者能聚首一堂的林藹陽；為文章作艱巨的早期校對和增潤工作的謝偉強，幫助我們完成編輯工作和在資料搜集方面作最後衝刺的許佩琳，以及在出版前夕為我們統籌校對並作最後校對工作的潘宇軒、陳文彥和賴凱詠。最後，也要多謝香港中文大學教育行政及政策系和香港教育學院性別關注小組資助部分編輯工作的費用。

陳潔華、蔡寶瓊